2018年11月，康辉在外地采访，工作间隙把手机铃声调回来，屏幕上十几个未接来电，全是从石家庄打来的，来自他姐姐。 他回拨过去，听到的是母亲因尿毒症离世的消息，那年他46岁，正在离石家庄几百公里外的地方跑一个报道。 那天他没能赶回去，母亲最后想说的话，是姐姐后来一句一句转述给他的。 这件事，他在自传《平均分》里写过，写得很短，没有渲染。 书里还有一句更重的话，“十几年了，妈妈已越来越少提及想抱孙子、孙女的事情，仿佛心有不甘，可又无力回天，就这样接受着我选择丁克的事实，可如果能重来，我想我一定会早早遂她的心愿。” 55岁的康辉，如今坐在央视新闻中心播音部主任的位置上，不再每天出现在《新闻联播》的镜头里，管的是整条新闻播音线的水准。 外表上看，他什么都有，履历、口碑、位置，一样不缺。 可真要说“钱再多也没用”，不是说他缺钱，是说有些东西，钱和时间都换不回来。 他和刘雅洁的丁克，是主动选的。 两个人是大学同学，刘雅洁比他低三届，同一个学校同一个系，毕业后都进了央视，同事看对了眼，把两个人推到了一张饭桌上。 那顿饭吃得并不热闹，两个人都不擅长这种场合，后来整整谈了8年，2000年元旦才领证。 婚礼办得很简单，没有大操大办，主婚人是刘雅洁的班主任、时任中传播音系院长的鲁景超。 婚后没多久，康辉提了一件事，不要孩子。 理由他在书里写过，一是不愿意妻子为了生育放下自己的事业，二是两个人的工作节奏根本容不下一个孩子。 央视新闻岗的作息是这样的，早班凌晨起床，晚班深夜下班，突发直播随时叫人，手机必须24小时开机。 《新闻联播》主播的时间，严格说不属于自己，晚上7点那20多分钟，之前要备稿、要审片、要对口径，之后还有复盘和临时任务。 这种状态下养一个孩子，要么牺牲一个人的事业，要么把孩子交给老人，两条路他都不想走。 新闻主播还有个外人不太知道的规矩，重大报道期间不能请假，一请就是整条线换人，这种时候家里的事只能往后放。 父母是石家庄邮电系统的普通工人，一辈子勤恳，一开始并没有强烈反对，只是慢慢劝。 劝了十几年，从“再考虑考虑”到“你们自己的事”，再到后来母亲越来越少提这件事。 康辉是家里唯一的儿子，上面还有一个姐姐，在北方家庭里，独子意味着什么，不用多说。 他自己也清楚这份压力，所以在书里写那句话的时候，用的不是“后悔”两个字，是“如果能重来”。 这两者不一样，后悔是否定过去，如果能重来，是承认代价。 代价在2018年11月那十几个小时里显了形。 母亲走的时候，他不在身边，能做的只有赶回去处理后事。 后来他在节目里讲过这件事，说着说着就红了眼眶，那句“如果可以重来，我一定要让父母抱上孙子”，被很多人反复引用。 但这句话容易被误读成“丁克是错的”。 其实他讲的不是错，是“来不及”。 一个人可以在四十多岁时把事业做到行业顶端，可以在五十岁时坐上管理岗，可以有钱、有房、有体面，唯独没有办法让时间倒回一通电话之前。 这才是“钱再多也没用”的真正含义。 2026年，他的位置确实变了。 央视网的介绍里，他的职务是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新闻播音部主任，这个头衔早在2015年就有了，只是这两年才真正落到日常。 他不再参与每日的《新闻联播》轮值播报，出镜明显减少，工作重心转到整条新闻播音线。 年轻主播备稿的节奏、突发直播时的口径分寸、重大报道的播报水准，都要他来过一遍。 以前他只对自己那20分钟负责，现在要对一整支队伍负责，这种转换在外人看来是“退居二线”，在业内看是更重的担子。 他并没有离开舞台。 2026年2月10日，他参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网络春晚，在总台新媒体矩阵播出。 9月25日，总台中秋晚会在安徽淮南举办，他和撒贝宁、朱广权、尼格买提一起登台，唱了一首《永远不回头》。 他站在最边上，唱得不算出彩，倒是那种放松的样子很少见，像是从审片室里被放出来的一天。 这也是他这一年少有的高光时刻，剩下的时间，他大多在审片室和会议室里。 一个55岁的人，从台前走到幕后，这在央视不是个例。 海霞、李瑞英这些名字，也都是从主播台慢慢转到管理和业务指导岗，新闻播音这个行当，越往上走越靠后。 这行的规律很清楚，镜头前的位置有年龄上限，镜头后的位置没有。 康辉赶上了这个转换点，而且转得不难看。 他和刘雅洁的日子，还是两个人在过。 据说他们至今在北京租房住，没有买房，这个说法传了很多年，他本人没回应过。 真假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这对夫妻的生活一直是低频的，不秀、不晒、不上综艺讲家务事。 刘雅洁做编导，工作同样忙，两个人的作息经常对不上，能一起吃饭的时间不多。 家里没有孩子，也就没有接送、补习、家长会这些事，日子清净，也空。 这种空，年轻时是自由，五十岁以后是另一种东西。 他今年54岁，按虚岁算55，父母都已经不在了，姐姐在石家庄，他在北京。 一个人到了这个年纪，会开始算一些年轻时不算的账，